俄羅斯和英格蘭作為兩個歷史悠久、文化豐富的國家，其民族性格的形成深受歷史、地理、宗教和社會結構的影響。儘管兩者都經歷了帝國擴張和工業化進程，但在性格特徵上卻表現出顯著的差異。
俄羅斯人通常被認為是情感豐富且外露的民族。他們的性格中帶有一種深沉的情感表達，無論是喜悅還是悲傷，往往表現得非常直接。這種情感外露可能與俄羅斯廣袤的地理環境、嚴酷的氣候以及歷史中的苦難經歷有關。俄羅斯文學和藝術中常常體現出對生命、死亡和命運的深刻思考。
相比之下，英格蘭人則更傾向於內斂和克制。英式幽默中的諷刺和含蓄，以及「保持冷靜，繼續前進」（Keep Calm and Carry On）的精神，都體現了英格蘭人對情感的控制。這種內斂的性格可能與英格蘭的歷史傳統、紳士文化以及新教倫理有關。
俄羅斯文化中有著強烈的團隊精神傾向，這可能源於其歷史上的村社制度（Mir）和蘇聯時期的集體化政策。俄羅斯人重視家庭、朋友和社區的紐帶，常常表現出對集體的忠誠和責任感。這種團隊精神也體現在他們的藝術和文學中，例如托爾斯泰的作品中常常探討個人與集體的關係。
英格蘭則更傾向於個人主義，強調個人的自由和權利。這種傾向可以追溯到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時期，個人奮鬥和獨立精神成為社會價值觀的核心。英格蘭的文學作品，如簡·奧斯汀的小說，常常聚焦於個人的成長和選擇。
俄羅斯人對權威的態度往往表現出一種矛盾性。一方面，他們可能對強大的領導者表現出崇拜和服從，這與俄羅斯歷史上的沙皇制度和蘇聯時期的集權統治有關；另一方面，他們也可能對不公正的權威表現出強烈的反抗精神，這在俄羅斯的農民起義和革命運動中可見一斑。
英格蘭人則更傾向於對權威持懷疑態度，這與他們的法治傳統和議會制度有關。英格蘭歷史上的《大憲章》和光榮革命都體現了對權力制衡的追求。英格蘭人通常認為，權力應當受到監督和限制，而不是盲目服從。
俄羅斯人常常表現出一種宿命論的態度，認為命運是不可抗拒的。這種態度可能源於俄羅斯歷史中頻繁的戰爭、饑荒和政治動盪。俄羅斯文學中常常探討人類在命運面前的無力感，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充滿了對命運的深刻思考。
英格蘭人則更傾向於相信個人可以通過努力改變命運。這種積極進取的態度可能與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有關。英格蘭的工業革命和海外擴張都體現了對命運的主宰精神。
俄羅斯的東正教傳統對其民族性格產生了深遠影響。東正教強調神秘主義和集體救贖，這在俄羅斯人的性格中表現為對精神生活的重視和對物質世界的相對淡漠。
英格蘭的新教傳統則更注重個人與上帝的直接關係，強調勤勞、節儉和理性。這種宗教背景塑造了英格蘭人的務實精神和商業頭腦。
俄羅斯和英格蘭的性格差異反映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傳統和歷史經驗。俄羅斯人傾向於情感外露、團隊精神和宿命論，而英格蘭人則更注重內斂、個人主義和積極進取。這些差異不僅體現在日常生活中，也深刻影響了兩個國家的文學、藝術和社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