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民法典（Bürgerliches Gesetzbuch，簡稱BGB）是德國統一後的第一部全國性民法典，於1900年1月1日生效。它的制定和性格與當時德國統治階級的理念存在顯著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法典的普遍性與平等性
德國民法典以普遍性和平等性為基礎，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與當時德國統治階級的等級觀念和貴族特權形成鮮明對比。儘管德國在19世紀末仍是一個以君主制為基礎的國家，統治階級（包括貴族和容克地主）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享有特權，但民法典卻試圖通過法律的形式打破這種不平等，賦予所有公民平等的法律地位。
自由意志與契約自由
民法典的核心原則之一是契約自由（Vertragsfreiheit），強調個人自由意志在法律關係中的重要性。這一原則反映了19世紀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與當時德國統治階級的保守主義傾向有所不同。統治階級更傾向於維護傳統的社會秩序和權威，而民法典則試圖通過法律手段推動社會的現代化和自由化。
私法自治與國家對社會的干預
民法典體現了私法自治（Privatautonomie）的原則，即個人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可以自由決定自己的事務。這一原則與當時德國統治階級對社會的強力干預形成對比。例如，在俾斯麥時期，德國政府通過一系列社會立法（如社會保險法）加強對社會的控制，而民法典則試圖在法律上限制國家的干預，保護個人權利。
法典的體系化與科學性
德國民法典以其高度的體系化和科學性著稱，採用了潘德克頓法學的邏輯結構。這種法律技術化的特點與當時統治階級的實用主義和政治化傾向有所不同。統治階級更關注如何通過法律維護自身的統治地位，而民法典則試圖通過法律技術的完善來實現社會的公平與正義。
社會現實的滯後性
儘管民法典在理念上具有進步性，但其內容卻未能完全反映當時德國的社會現實。例如，民法典在家庭法和繼承法方面保留了較多的傳統觀念（如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導地位），這與統治階級的保守價值觀有一定程度的契合。然而，這種滯後性也反映了民法典在制定過程中與統治階級的妥協。
總的來說，德國民法典的性格與當時德國統治階級的理念存在顯著差異。民法典試圖通過法律的形式推動社會的現代化和自由化，而統治階級則更傾向於維護傳統的社會秩序和自身特權。這種矛盾在民法典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得到了體現，也反映了19世紀末德國社會轉型的複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