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釋因精神病或心理病態導致的犯罪行為時，本理論存在以下主要限制：
個體差異的忽視
精神病和心理病態的表現形式因人而異，但理論往往傾向於將這類人群的行為模式簡化為統一的框架，忽視了患者個體間的差異。例如，某些精神病患者可能表現出強烈的攻擊性，而另一些人則可能表現為退縮或逃避行為。理論的概括性可能無法充分反映這些複雜性。
生物學因素的局限性
雖然精神病和心理病態通常與生物學因素（如基因、神經化學物質失衡）相關，但理論可能過度強調這些因素，而忽略了社會環境、心理創傷和生活經歷對犯罪行為的影響。例如，童年虐待或長期的社會排斥可能加劇心理病態傾向，但理論可能未能充分納入這些外部因素。
診斷標準的主觀性
精神病和心理病態的診斷標準本身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可能導致理論在解釋犯罪行為時存在偏差。例如，某些行為可能被誤判為病態，而實際上可能是對極端環境的正常反應。這種診斷的不確定性會影響理論的準確性和適用性。
犯罪動機的多維性
犯罪行為往往由多種因素共同驅動，包括經濟壓力、社會關係和心理狀態等。理論若僅聚焦於精神病或心理病態，可能低估了其他重要因素的影響。例如，一個心理病態者可能因經濟困境而犯罪，而非單純由於其心理狀態。
治療與預防的局限性
理論可能未能充分探討如何通過治療或干預措施減少精神病和心理病態者的犯罪風險。例如，藥物治療、心理治療和社會支持的結合可能有效降低犯罪率，但理論可能缺乏對這些干預措施的系統分析。
綜上所述，儘管本理論為理解精神病和心理病態相關的犯罪行為提供了重要視角，但其局限性在於過度簡化個體差異、忽視環境因素、依賴主觀診斷標準以及未能全面考慮犯罪動機的多維性。未來的研究需要進一步整合生物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等多學科視角，以更全面地解釋和應對這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