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氏族譜源流
家譜淵源甚早，一般都推始於《周官》，實際上《世本》乃是我國譜牒最早的著作，司馬遷《史記》的世表、年表取法於此，實為後來家譜宗譜之濫觴。在譜學發展史上，經歷由專官之掌，演為專門之學，最後變為私家之譜這樣三個發展階段(參見邵晉涵《南江文鈔》卷六)，修譜也經歷了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三個發展高潮。尤其是清代可說已達到頂峰，有人統計，“宋元以來，清人修譜最多，保存至今的族乘，至少在二萬種以上，清人修的占重要成分，且質量較高”(《清人社會生活》)。到了民國，修譜之風仍不少衰。“考我國古代社會，夙重宗族。自大儒歐陽氏、蘇氏創譜牒制後，千百年來言家乘者，遵製法古，群相倡導，馴至舉國上下，無族無譜”，民國三十七年修《羅氏杞公戊子族譜序》中的這幾句話，反映了我國清代、民國期間“族族有譜”這一歷史事實。羅姓之族譜家乘，當然亦不例外。
羅氏族譜最早者，似為修於宋代開寶年間的“豫章羅氏”(俗稱“柏林羅氏”)族譜。羅穎在《源流總序》中稱：“吾祖家豫章，抵穎身，三百餘年”，其間“文獻足征”，因此族譜中既有唐代科甲鼎盛、羅氏人才輩出的實錄，又記有李白、杜甫等著名詩人的贈詩之類，且溯源重黎，以羅君用為先祖，並及“十八世祖”羅企生，堪稱源遠流長、後裔繁茂的世家望族。
後來宋代大文學家蘇軾曾寫詩《羅氏譜贊》雲
豫章世家，洪州望族。
忠孝一門，節義兩顧。
文德武功，名留簡竹。
理學真儒，後先繼續。
禮義仁昭，天倫攸篤。
賢子賢孫，鏇踵芳躅。
以此家風，遺風善俗。
羅氏族譜的形式
宋代大文學家歐陽修、蘇洵倡修族譜家乘，最為積極得力。他們不僅親自動手編寫本家的族譜，而且提出了編寫族譜的體例和方法。歐陽修的“譜例”是：“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即為高祖，下至五世玄孫而別自為世”，原則是以遠近、親疏為別，“凡遠者疏者略之，近者親者詳之。”(《居士外集·歐陽氏譜圖序》)蘇洵的“譜法”是：“凡嫡子而後得為譜，為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他主張一般家庭修譜用“小宗之法”，即只記五世，而政治經濟地位比較穩定的皇室貴族等，則可以按照“百世不遷”的“大宗之法”來編寫族譜(蘇洵《嘉祐集》)。在編寫方法上，他們一采敘述式，一采圖表式。他們雖然在體例方法上有別，但“敬宗收族”的目的則相同。
宋仁宗以後，歐陽修、蘇洵的族譜成為宗譜形式的規範，影響至為深遠。宋紹定元年羅氏《秀川家譜敘》有言：“古人之意，莫重於族，亦莫嚴於譜。譜者，推其祖之所自出，而合其族之所由分矣。”“先王制禮，以明宗為大務。是以古者有大宗、小宗之別，使其派有所統而不紊。又重之以歲時蜡祭之會，冠婚喪祭之禮，鄉射燕餉之儀。其目委曲而繁重若此者，蓋所以習其揖讓長幼之節，隆其親親老老之恩，厚其睦姻慈愛之義，使人人知有忠敬孝友，醇固而無澆薄之風。”因此，羅氏族譜的編寫，也基本是效法歐、蘇二氏。但這種效法，不是簡單模仿，而是有所選擇、有所變通的，因為兩者之間，本來就存在著取長補短的關係。直至清代、民國，羅氏修譜或“譜體采蘇式”，或“參用歐、蘇兩式”、“集歐、蘇兩氏之長”。
修譜的主體思想
羅氏修譜是基於“敬宗收族”的觀念與目的，以加強家族團結，鞏固家族制度。清代湘軍名將羅澤南在《羅氏墨譜序》中說：“宗族者，祖宗一人所自出也。一人之身衍為數千人，數千人之身即一人之身也。人以祖宗之身為身，則當以祖宗之心為心。一族之內，俊秀者尊之，象賢者也;孝子悌弟義士節婦則欽崇之，立身行道，貽先人以令名者也;有位者慶之，大吾門閭者也;富者衛之，能克家者也;貧者、弱者、孤者、獨者、鰥者、寡者、疾厄者、患難者，相與救助之，賑恤之，吾祖若宗所不忍視者也;不肖者教戒之，懼辱其先也;老者安之，幼者慈之，親友賴以遞續者也。”
在長期的宗法社會裡，許多仁人志士和有作為者都注意把“敬祖收族”的觀念推衍成為“忠君愛國”的思想，在國家民族事業受到空前危難的時刻，更把家族觀念擴展為民族精神和愛國思想，移孝作忠，毀家抒難，舍“小我”為“大我”，為國家民族貢獻自己的一切。
華容南山羅氏始遷祖為宋朝宣義大夫、抗元義士羅尚德，其後裔羅楨，抗戰中為“湖南省民眾抗日自衛團”華容縣軍事參議，“於茲倭奴人寇，兵氣囂然，猶謀纂明世次，敬宗收族”，以“率循宣義遺訓，昭示族人”，“收抗日自衛之功，以慰國人”(《南山羅氏族譜序》)。
民國三十年，新化《羅氏通譜》纂成，總纂羅聯燾在序言中特別希望“族中諸父老昆弟”，“各本敬宗收族之旨，益堅團結，共體時艱，以發揚民族精神，奠國家於磐石之安”。湖南安化縣英武中學校長羅馭雄，是毛澤東一師同學，******左派，曾任北伐軍師政治部主任，他對於“敬宗敦族”與“世界大同”的關係有自己的明確見解：“方今時局劇變，國人對於家族觀念逐漸沖淡，且國際往來愈頻繁，視野愈廣大，天下一家，期諸實現。向之所以愛一家一族者，今兼以愛異族異人。民胞物與，四海之內皆兄弟。其理想因時代而進步，固未可以厚非。惟是天下之平，基於國治;一國之治，基於家齊。而國為家之積，雖世界縱躋於大同，而家未必即廢。故敬宗敦族，實乃世界和平之起點，未可以侈言天下一家、世界大同，而漠然忽視宗族也。”他鑒於安化羅氏杞公後裔有毅力、有熱忱、團結之力最強，因此希望“杞公裔諸君子擴此特殊精神而及於全族、全社會，則有裨於民族國家之建設與隆昌，又何可限量!”
修譜
既然族譜家乘在團結族人、保家衛國方面有如此重要的任務，因此許多家族成員尤其是一些有地位、有聲望的成員和熱心分子，把修譜當作自己生活的重要內容和不可推卸的義務，“朝夕不遑，熙攘其間，樂此而不疲”(羅馭雄《杞公民國戊子族譜序》)。
傳說編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羅氏家譜的，是兩千多年前周顯王時代的羅凌甫(乘)，他是周朝末葉復興了羅國，頭一個以羅為姓，並且重新結集了羅氏宗人，使得羅氏家族自此日益親愛精誠的關鍵人物。據說他所編的這部羅氏族譜(家乘)，完成於周顯王十四年。他在譜序中說：
“溯自鄶公至乘身三十餘世，自黃帝至今數千年矣。羅國子孫流離散徙，罔知所宗，乘幸蒙秦國擢用，授爵封邑。乘辭不受，乞復羅國，並遷都楚南之枝江。因南北爭奪，迄無了期，乃追尋源流，輯為家乘。念羅國之後，遂定以國為氏，記錄大略，以識前人之功德，以履後裔之孝思，永垂千世云爾。”末尾署明“大周顯王十四年歲次丙寅孟冬吉日，荊州枝江羅國始祖鄶公三十一世孫乘謹序”。
宋代羅穎，曾編輯了一卷《柏林羅氏族志》，並寫了一篇《豫章羅氏源流總序》。明代羅欽順致仕里居，族中父老囑託他秉筆重修族譜，這時他已年高八旬，老而有病，推辭不掉，“焚香涓吉從事”。嘉靖進士、著名學者羅洪先，主修江西《秀川族譜》，如實記載了羅勛至羅宗達的世系及其分支概況。到了清代，名人修譜的現象相當普遍。至於近代一些學者，都親自主持或參加纂修宗譜的活動。如近代文史學家、民國初年廣東臨時省議會議員羅師揚，1926年歸里後親自纂修羅氏族譜;近代歷史學家、毛澤東的老師羅元鯤，與毛澤東一起參加“驅張運動”的湖南旅京教職員代表羅教鐸，於抗戰期間的1941年共同主修湖南新化《羅氏通譜》。
在近些年民間興起的續修新譜的熱潮中，一些有識之士努力使姓氏譜牒文化和正當家族活動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猶如使宗教活動與社會主義相適應一樣。
族譜的保管
族譜是神聖的，也是神秘的。各房各支領譜後，均要妥善保存，一般秘不示人，更不能出賣。每年大祭時，都要將譜帶到祠堂查核，如保管不善，將受到訓飭。擅自出賣的，將被視為不肖子孫而逐出宗族。有的宗族為了妥善保存族譜，特別配製一種譜箱，用來收藏族譜。如新化羅氏民國三十年修譜時，特製34個“族箱”，每個需用法幣7元2角;安化羅氏民國三十七年修譜時，除徵收丁費和領譜費外，還另征“譜箱谷”一種，共修譜重5通，“每通精製木箱裝置之，以歸劃一而免散失也”，並諄諄告誡族人，族譜“系一家之言，自倡修至成卷，固非易事，宜珍而藏之，毋使損毀或失逸”(羅氏族譜《例言》)。
譜序
在篇什繁多的古代散文中，我們讀到過許多“序”文，或詩序，或文序，或圖序……但卻很少讀到過譜序。這是因為族譜的不公開刊行於世，有比較普遍的保密性所造成的。
但是，它畢竟屬於散文的一種。從羅姓族譜的幾篇序文中，我們完全可以對它的藝術特徵作出評斷。它是一種樸實的紀實散文文體。
族譜本身就是一種紀實文體，它的內容要求真實(儘管不可避免出現一些疏漏之處)，來不得半點虛誇和矯飾，家族的發源、遷徙、生息、繁衍，此中涉及的人物、年代、地名、歷史事件，都具有一定的紀實性。因此確定了譜序的敘述和論證必須與族譜的內容相吻合，文字也就呈現出一種樸實無華的形態。如郭嵩燾所作的譜序，對古羅國的盛衰和湘鄉韓灣羅氏的源流，均有所考證，“自湖以南諸羅氏，皆原本吉水，從族望也”一句，道出了湖南羅氏的遷徙所自。
族譜記載的是一個家族的發源、遷徙、生息和繁衍的一個悠長的時空範疇，充滿了一種蒼涼而雄勁的歷史感，因此譜序的作者必須站在歷史的高處，用博大的胸襟、廣遠的目光以及精深的學養，去俯瞰家族的生命史，並用極具概括力的文字對這部生命史作簡約的勾勒，體現出一種大手筆的韻致。
此外，修撰族譜是為了理清這個家族的淵源關係，為了正長幼、明尊卑的人倫之本，以加強家族的認同意識，維護家族的安定團結，進而造益於社會，譜序往往言簡意賅地對這些屬於儒家的正統思想進行讚頌和闡發。到了近代，更是隨時代發展而進步，如羅馭雄所序《杞公民國戊子族譜》一文中的最後一節，闡述了“家”、“國”與“世界”的關係，獨具新意：“故敬宗收族，實乃世界和平之起點。”
譜序的作者，大多為當時的名人，或以官顯，或以文重。他們自身所具有的權威性，又為這個家族增添光彩，如明代的解縉、清代的郭嵩燾。還有一類作者，既官顯文重，同時又是該族的子孫，如羅穎、羅欽順、羅洪先、羅典、羅澤南、羅馭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