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上述這樣為父母或祖宗避諱，在我國占代其實還有很多。如相傳古時有個書生的父親名叫良臣，為了避諱，凡他讀書時遇到“良臣”二字，都改讀成“爸爸”。有一次讀《孟子》，有“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一句，經他一讀，就成了“今之所謂爸爸，古之所謂民賊也”，實在是滑稽至極：又相傳從前有位監生姓齊，家裡很有錢，卻識不了幾個字，有次因故得罪了仁司，被關在齋戒庫中等候處理。他見門[J寫著“齋戒”二字，便把“齋”字誤作“杏(齊的繁體字)'’字，把“戒”字誤作“成”字，正好是他父親的名字。這時他父親早已去世，他誤以為有人在此設了父親的靈位，便號陶大哭起來別人問他為何如此傷心，他答道：“先父的靈位不知被何人設在此處，睹物傷情，我哪能不哭呢!'’避諱到了如此的程度，雖然反映了古人孝順有禮，但也似乎有點矯枉過正了。在我國講究避諱的時代，還有一種特殊的避諱，叫做為壞人避諱，又稱“避惡諱”，主要是恥於提及壞人的名字，而以別的名字代替。顯然，這種情況與以上兒種避諱都不同。如唐肅宗因憎惡安祿山叛亂，凡遇到有“安”字的地名全部更改。於是，安化郡被改為順化郡，寶安縣也改名東莞縣。另外，明世宗時蒙占、瓦刺人多次侵犯邊境，使他寢食不安，他不僅因此而厭惡有關名稱，即使形容北方民族的“夷狄”二字也不願見到。每當下詔要使用這兩個字時，都要寫得小而又小。無疑，這也屬於避惡諱之列。當然，這類的避諱還有一種情況，就是歷史上有那么一些名聲不太好的人，後人不願提起他們的名字，即使他們的子孫也想迴避，這就有了避惡諱和避家諱的雙重性質。最典型的例子是清代有個姓秦的人做了杭州知府，見岳飛廟前有秦檜夫婦的塑像跪在那裡，覺得這位同姓的先人使自己很沒面子，就命人偷偷把塑像沉人西湖，也免得繼續被人指手畫腳。誰知第二天便有百姓上告說西湖水變臭了，秦檜夫婦的塑像也仍舊跪在那裡。
知府看到這種情況，知道民心難違，只得聽之任之。事後為了排解心中煩悶，作詩一首，其中兩句是，“自君之後無名檜，愧我而今尚姓秦”。意思是說，自從秦檜以後，人們都不再用檜字起名，自己也為仍然姓秦而感到慚愧。上述這些，都是典型的“避惡諱”。由丁二避諱在歷史上長期存在，加以應該避諱的時候較多，為避諱而採用的對策也不斷被想出來。其中較常見的除在說話時有意避開、在寫字時故意缺筆或空缺外，還有一種改字法，亦即用別的字代替應避諱的字。卜述言語中的避諱在言談過後便即消失，但留在書面上的影響卻是難以抹去的，甚至為後人平添了許多混亂和麻煩。為此，一些有心人便專門研究避諱，藉以消除書籍中這些人為的混亂，並寫出了諸如《避諱錄》、《歷代諱字譜》、《經史避名匯考》、《帝王廟溢年諱譜》、《廿二史諱略》、《史諱舉例》等專著。在這些著作中，尤以《史諱舉例》最為完備。由上可見，避諱是我國的一種傳統風俗，也是我們作為禮儀之邦的一種表現形式，在今天雖然不再需要那些繁文縛節，但起名時適當為自己的親朋好友進行避諱、不讓孩子的名字與他們相同，也是我們應該做到的一種禮節。試想，如果讓孩子與他的三親六故或偉人、名人同名，並跳常常呼來喚去，不了解情況的人還當是在叫這些人，就會顯得不莊重_前舉廣州有人想起名“周蔥萊”而被拒絕上戶口，便是因為容易引起誤會不久前一家報紙還報導，某地有兩家鄰居鬧矛盾，一家在給孩子起名時起r鄰居的名字，並整天呼來喚去，結果鄰居不堪忍受，把他告到了法庭，為此惹來廠一場官司。這件事情雖然是一個極端的事例，但也給我們帶來了啟示，那就是在我們的和諧社會建設中，社會的和i皆需要從多方面努力，而起名適當遵守傳統也有利於我們繼承和發揚傳統，更好地建設我們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