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講 明代的易圖：方以智的《圖像幾表》
方以智，號浮山，明末安徽桐城方氏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清顧治七年(I650)出家為僧。其父方孔炤，字潛夫，號仁植，萬曆丙辰(1616年)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為楊嗣昌彈劾，同黃道周一道入獄(西庫)，二人在西庫討論易學，黃道周作《易象正》二十四圖，方孔炤則醞釀《周易時論》腹稿。《周易時論》始作於祟禎三年(1630)，崇禎十六年(1643)初稿成，方以智作跋。是年方孔炤又“僅因楊本，推廣諸家，俟人引觸會通，神而明之，命兒侄輩編錄，題曰《幾表》”(《圖象幾表》前序)，方以智則集結諸家易圖及說而成《圖象幾表》八卷。清順治十二年，方孔炤去世，至順冶十五年(1658)方以智又為成書作跋。《周易時論》十五卷，合前“圖象幾表”八卷，共二十三卷。方以智還有《物理小識》、《通雅》、《東西均》、《藥地炮莊》、《易余》、《古今性說合編》等著作。
《周易時論合編圖象》目錄下列“圖象幾表八卷”。所謂“僅因楊本，推廣諸家”，是以採錄楊時喬(止庵)《周易古今文全書》“易學啟蒙”五卷之圖為主，旁及京房、劉歆、揚雄、關朗、一行、邵雍、司馬光、周敦頤、鄭樵、蔡沈、丁易東、胡一桂、蕭漢中、朱升、蔡清、來知德、鄧潛谷、沈全昌、倪元璐、黃道周、王宣等諸家易說或易圖，分“圖書”(卷一)、“卦畫”(卷二)、“八卦”(卷三)、“卦變”(卷三)、“蓍策”(卷四)、“卦序”(卷四)、“旁徵”(卷五至卷八)七部分，凡集圖二百一十二幅。
是書大體本朱熹《易學啟蒙》體例而增衍。如卷一“圖書”，雖以“河圖”、“洛書”為主，但本《繫辭》“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之說，而於“本圖書”之前加“太極冒示圖說”和“諸家冒示集表”兩部分內容。以一○“太極圖”冠諸卷首，引“潛老夫曰”：“不得不形之卦畫，號曰有極，而推其未始有彤，號曰無極，因貫一不落有無者，號曰太極。”又曰：“自有而推之於無，自無而歸之於有，此不得不然之示也。”又曰：“不落有極之太極，即在無極有極中，而無極即在有極中。人值此生為不落有無之有，猶時值日中為不落日夜之日。聖教惟在善用其當有者，有物有則，即無聲臭，何容作有無之見乎!故深表兩間之所以然曰太極，而太極之所以然，原自歷然。”又曰：“克兩間之虛，觀兩間之實.皆氣也。所以為氣者，不得已而理之，則御氣者理也，泯氣者理也，泯理氣者即理也。以泯理氣之氣而專言氣，則人任其氣而失理矣;提出泯理氣之理而詳證之，則人善用於氣中而中節矣。”此則表達了方氏家學的太
極觀。“諸家冒示集表”中列本出田藝衡一○中心有一黑點之“太極圖”、楊時喬“全書所載”之“太極圖”(為出羅願之“河圖”)、周敦頤“太極圖”(第二層圖式)、王虛舟衍圖等十五圖，曰：“自一至萬謂之大兩，而太極者，大一也。大兩即大一，而不妨分之以為用，費有三象，隱亦有三象，不落費隱者亦成三焉。兩即藏三，謂對錯之中藏一，而三為錯綜之端矣。二分太少為四象，而一即藏於中五矣。此參兩參伍鏇四藏一之旨，所以為萬法盡變也。”此則表達了方以智象數(費)義理(隱)一貫的觀點。“冒”者明也，方氏以一○之太極本圖明“無極而太極”之說，而謂其它之圖式皆“無非卦畫耶，又豈知費隱理事之皆可點畫約指之耶”。“河圖洛書舊說”，引“潛老夫曰”：“圖書一理，皆易道也。九疇應書，九宮又何嘗非圖之中五四運乎!理藏於象，象歷為數，易以睹聞傳不賭聞，非待馬龜而具，特因馬龜而觸其微耳。羲時並見，而禹時重見龜文，未可知也。馬毛訴甲.鄭漁仲載之，蔡元定言之，陽中陰，陰中陽，一毛之中，順逆往來，甲坼之文，單合互藏，自然之理，一語足矣。止庵連紙圖之，不必也。天眼觀之，兩間何者非馬龜、非河洛乎?天一生水，水附士為五行之始，下襲即藏上律也。河源遠，故為圖之體，洛源近，故為書之用。龍寓於馬以托天行托於地行也，龜者人用化北方之靈智也。”此則又表達了方氏家學的河洛觀。合“太極”而論，方以智則曰：“本以太極為體，圖書為用，究以圖書立體，而以太極為用，止有善用，即用此圖書卦爻倫常時位之體用也。”“密衍”則是“以虛舟子法衍之”為黑白點十一圖。方以智識曰：“《全書》析衍諸圖，煩矣。而無體有極之故，易位生成之故，圖書體用之分合合分，終未剔醒也。此豈天地必如此剖合次第乎?理寓象數，衍而歷之，易燎然耳。”又曰：“河圖變洛書之演，使人豁然，則自虛舟王子始，今從而廣之。”“四象卦數舊說”列一圖，以楊時喬、呂中石、韓邦奇三家就十數“河圖“說八卦數為舊說，於“四象新說”折中出二圖，八卦數取乾一、坤六，離二、坎七，巽三、震八，艮四、兌九。智按：“以數言之，參以兩為體，九，參法也，八卦，兩法也，六爻則參兩之始交也。”“河洛析說”列“朱升七圖”、“新表曲矩四圖”、“飛宮禹步”、“三合四圖”、“巳亥穿圖”、“關子明三合”、“大九九方圖”、“禹貢依生序”、“乾支維正河圖”、“陰符遁甲洛書”、“洛書符”諸圖。“圖書五行”列周敦頤《太極圖》第三層圖式，曰：“周子此圖，夏火秋金，士在中央;冬水春木，士亦在中央。斜交二行.則所重在夏秋之間乎。水生木，土生金，皆自上生下，氣化也，故水系交木，火系交金，皆有在士中焉;橫列三層，則水下系金，火下系木，金生水，木生火，皆自下生上，無待於土矣，形化而藏氣化者也，故先水火次金木。”所列圖式取《禮運》“播五行於四時”分土旺四季之義，不取朱熹改造之水繞過中土連木圖式。卷一末為“五行尊火為宗說”，引沈括《夢溪筆談》說及“潛老夫”說，論火為五行之尊。
卷二、卷三則以朱熹黑白位《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伏羲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和《卦變圖》為主，增衍《八際峙望圖》、《三十六宮方圖合元會圖》、《日月運行圓圖》、《明生歲成納甲氣朔之圖》、《卦起中孚歸命象閏圖》、《宿度圓圖》、《三天圖》、《分野圖》、《納音圖》、《唐堯朔易圖》、《天門據始圖》、《三輪六合八觚圖》、《十六卦環中交用圖》、《八宮游歸卦變圖》、《游歸綜圖》、《八不變卦顛盪圖》、《八盪雙顛圖》、《依先序顛錯三圖》、《中石呂氏中交百二十八卦圖》、《京變圓圖》、《應朔望圖》、《朱子卦變圓圖》、《三互圖》等，集諸家之說而間闡明方氏家學之意。如其中《八際峙中圖》是一幅《先天圖》六十四卦圓圖配八節之圖，引“潛老夫”之說：“凡有--象，必中其四方，凡值一輪，亦鏇為四時。是中旁前後皆有八際之幾。”又如所列《合方圓圖》(即《先天圖》)，則注曰：“此邵子本圖。朱子分出而析論之，橫而參之，使人豁然於一本，規而圓之，使人豁然於無端。”又就朱熹“半順半逆”說而曰：“圓圖自一陽而六陽，自一陰而六陰，皆順也;陽之氣順，則陰處後，陰之七順，則陽處後，所謂陽行陽中陰行陰中皆順，陽行陰中陰行陽中皆逆，是圓圖總順總逆也。”此說則符合邵雍建圖本意。
卷四“蓍策”部分列《易學啟蒙》“蓍衍”諸圖、《十八變策六十四狀圖》、《邵子十二會策》、《大衍蓍原析圖》、《大衍千二百乘起圖》、《易東丁氏倚九十九圖》、《圖書合數》等圖.又有“關子明易傳約”、“三五錯綜說”、“漢志三統本易說約”、“唐志大衍曆約”、“七七說”、“筮占”等內容。“卦序”部分則列《文王卦序橫圖》、《三十六貞悔圓圖方圖》，又有“景元蕭氏考約”、“元宮黃氏卦序演”、“野同錄序卦’’等內容。卷五至卷八“旁徵”列《納甲分卦》、《飛伏》、《卦氣值日圖》、《具爻納虛圖》、《天根月窟圖》、《五運六氣圖》、《人身呼吸十二經卦氣圖》、《三陰陽圖》、《律娶妻生子圖》、《黃鐘空圍九分圖》、《鏇韻圖》、《周天圖》、《河洛積數》(十五圖)、《九六圖》(十圖)、《商高積矩圖》、《石齋黃氏天方圖》等，又有“三易考約”、“京氏傳約”、“太玄約”、‘’洞極約”、“元包約“、“潛虛約”、“邵約”、“洪範蔡疇”、“玩易雜說”、“崇禎曆書約”等內容。
方以智尊父命集結《圖象幾表》，表明方氏家學十分重視表達象和數的易圖書學。從所集易圖之多及闡述之深刻來看，《圖象幾表》實是對漢唐宋元以來易圖書學的一次總結。從《周易時論合編》多引用卦氣、河洛及先後天說釋《周易》經傳文字的內容來看，亦說明《圖象幾表》是闡述方氏象數易學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內容。明末憂患之際產生了易圖學三大奇書：黃道周以天道而及於人事之《易象正》，以當時的天文曆法自然科學知識結合易卦推算，其置閏交食的精度較前為高，又企圖以所推諸多“歷年圖”對歷代興廢經驗教訓作一總結，為挽救明王朝的覆沒尋找新的出路;倪元璐則一反常現以六十四版式衍出渚多特殊易圖，寓諫於圖，闡述治國平天下的經驗教訓;方氏父子的《周易時論合編》(包括《圖象幾表》)則是將當時的哲學知識(自然科學知識和社會科學知識)與象數易學相結合，企圖從易學中尋求萬法之根本，以“貴為時用”為宗旨，亦大有力挽狂瀾之意。三部從不同角度而歸一之憂患之作，只有《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對後來清代易圖學的發展影響最大。李光地的《周易折中·啟蒙附論》、胡煦的《周易函書約存》、江永的《河洛精蘊》等，皆多引用其圖並說。是書之所以能有如此影響，正因為其是一部歷代象數易學的總結之書。
首先，方氏家學注重“河洛學”。認為：“河圖”、“洛書”為《周易》的基本原則，是天地萬物生成變化的模式，而數學中的演算法則皆出於河洛圖書。方以智曰：“余小子少受河洛於王虛舟先生，符我家學。”(《周易時論·後跋》)。所列“河圖洛書舊解集”及“密衍”、“河洛析說”，是在總結舊說的基礎上闡明方氏家學的河洛觀。如曰：“本以太極為體，圖書為用，究以圖書立體，而以太極為用，止有善用，即用此圖書卦爻，倫常時位之體用也。”
其次，方氏家學推崇邵雍之學並多有發揮。如方孔炤“環中無非大始”、“先天定體，後天交用，邵子縱橫舉概耳”、“先在後中，惟知善用而已”、“一陰一陽之渭道，皆儀即皆極也”、“方圓卦爻，總一太極”、“所言皆大二也，即大一也，故邵子曰一非數也，無體之一即不落有無不離有無者也，然非物則道不顯，故以象數、聲數證其幾焉”及方以智“謂此表半順半逆之理勢，而藏其全順全逆之用可也”、“大一即大兩”等說，皆是在會通邵雍之學的基礎上有所發揮的論述。朱熹的《易學啟蒙》本河洛圖書說及邵雍的先後天說而推衍成書，而《圖象幾表》則是對自漢宋以來象數易學的一次空前的總結，漢代則以京房、揚雄為主，宋代則以《易學啟
蒙》中的朱熹“河洛學”和邵雍“先天之學”為主。於引用諸家舊說的基礎上著重於闡明方氏家學的太極觀、河洛觀和先後天觀。其新穎之處，則在於對於所謂“科學易”的發揮。於天文、曆法、算學等諸方面無不滲透了當時的哲學知識(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方面)。如果我們追尋“科學易”的發端，《圖象幾表》則是-部典型的著作。方氏家學特彆強調“以物觀物”的“質測”之學，認為這是“通幾”的必由之路，此一點亦是邵雍“觀物”思想的進一步拓展。
《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是明末一部很重要的易圖學著作。其中所反映出來的哲學思想和引用的自然科學知識，皆是為立易學為萬法之根本學說服務的。如謂其為一部易學哲學著作，莫不如說其是一部假易學而闡述哲學思想的著作。今天看來，以《周易》為萬法根本的觀點.並不符合實際情況。在當時西學東漸的形勢下，如依利馬竇所傳天文曆法知識所搞的“崇禎曆書”及一些幾何知識等，並不出於什麼“河圖”、“洛書”，精確的曆法(包括閏朔與交食)同《周易》之間並不相關。方氏家學出於“易道廣大，無所不包”的片面認識，在總結歷代象數易學的同時，把當時所掌握的哲學知識孱入其中，謂其皆出於《周易》，則是過高
地評估了易學的價值。方氏家學從“象生數，數明
理”的觀點出發，用大量的易圖表達“象”與“數”，強調由象數而及義理、由“質測”而“通幾”的認識過程，應該說有其化時代的意義。然而，如謂其開“唯物辯證”思維之端，則又有不妥。一則強調“觀物”而知理的人有邵雍在其先，二則畢竟“河出圖，洛出書”本是子虛烏有的神話傳說而已。《周易》有如一座大房子，方以智的《圖象幾表》則有如是要裝入大房子裡的東西。總結歷代的易圖，亦既是對這些易圖的“終結”，有的則是從大房子中里拿了出來，有的則是重新包裝之後再裝入到大房子裡。所謂“包裝”無非是加上了一些時代的色彩而已。其後，如李光地、胡煦、江永等人所作的工作仍然如此。易圖本為佐易說之不足而作，發展到明代後期，則又不僅僅如此，一些思想家要用易學來闡明自己的思想觀點，借用易圖就是一條很方便的途經。方以智(或方氏五代祖孫)就是其中的成功者。由此可見，易圖學的作用就不僅僅局限於“因圖明文”解釋《周易》的經傳了。從朱熹的《易學啟蒙》到方以智的《圖象幾表》的發展過程，恰恰說明了這一點。
註：《周易時論合編圖象幾表》一書今見於《續修四庫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