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講 清代學者對易圖的反對意見——胡渭的反對意見
胡渭(1633一1714)，字胐明，號東樵。德清(今屬浙江)人。十五歲為縣學生，鄉試屢不第，遂棄科舉，篤志經學，尤精輿地之學，著《禹貢錐指》。《清史稿》有傳。易學著作今存《易圖明辨》十卷。
胡渭治《易》堅主義理，謂“《詩》、《書》、《禮》、《樂》、《春秋》皆不可以無圖，唯《易》則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即其圖矣”，於是提出“凡為易圖以附益經之所無者，皆可廢也”的主張。所著《易圖明辨》，卷一辨“河圖、洛書”，卷二辨“五行九宮”，卷三辨“周易參同契、先天太極”，卷四辨“龍圖、易數鉤隱圖”，卷五辨“啟蒙圖書”，卷六、卷七辨“先天古易”，卷八辨“後天之學”，卷九辨“卦變”，卷十論“象數流弊”。
胡氏辨黑白點數“河圖、洛書”，有“伏羲作《易》之本不專在河圖”、“天地之數不得為河圖”、“五行生成之數非河圖並非大衍”、“河圖不過為《易》興先至之祥”等論。曰：“河圖洛書乃仰觀俯察中之一事，後世專以圖書為作《易》之由，非也。”此皆立論允當.辨之明確。
胡氏辨“五行”，有“論五行之序”、“論《洪範》五行傳生成之數”、“論古九宮之數”、論《乾鑿度》太一九宮之數”等論。曰“《易》有四象，而無五行，此與天地之數決無交涉”、“或以此為河圖，或以此為洛書，謬種流傳，變怪百出。原其弊，實《漢志》有以啟之”、“後世以九宮為河圖，實造端於明堂月令之說”、“九宮非河圖也。自《乾鑿度》有河圖八文之語、劉瑜有河圖九房之稱，而世遂以九宮為河圖矣。又有指此為洛書者，蓋以九疇之故。然九疇有次第無方位也，強配八卦以附會之數，豈理也哉!”，此亦持之有據，言之成理。
胡氏辨“先天太極”，立“論希夷先天圖”之論。將趙撝謙《六書本義》所列“天地自然河圖”稱之為“太極真圖”，曰“康節之學實出於希夷，其所演以為先天古易者，悉本此圖”，又謂此圖蔡元定所得三圖之中，“此居其一，名曰先天圖，亦曰太極圖，取《參同契》之月體納甲二用三五與九宮八卦混而一之者也”此辨有所不明，大有商量。宋濂既謂新安羅願“作陰陽相含之象.就其中八分之以為八卦，謂之河圖”，則趙氏所稱“天地自然河圖”，即有所本，而“古太極圖”之名，乃章潢所定(見《圖書編》)。又邵雍《先天圖》乃方圓六十四卦合一之圖，並非陰陽相含“黑白魚”形圖。至謂此圖是蔡元定入蜀所得三圖之一，而朱熹不得見，則明季本已辨之在先，曰：“朱子與蔡氏，無書不講明，豈有秘不與言之理?”(見《易學四同》)又胡氏推斷此圖原本“月體納甲二用三五與九宮八卦混而一之者”，並以“黑眼”為離卦中爻，“白眼”為坎卦中爻。此則是不明此圖來源之誤。張惠言《易圖條辨》曰：“此圖元初出於建安，明人盛傳之。其托於蔡季通，非有證據……為此圖者，蓋由朱子發《納甲之圖》，用周元公太極之法，環而入之。”此圖實由《漢上易傳卦圖》中之《納甲圖》(或楊甲《六經圖》中之《伏羲八卦圖》)演變而來，其“黑眼”乃坎卦上爻，“白眼”乃離卦上爻。
胡氏辨“龍圖”，針對《宋文鑒》所錄《易龍圖序》曰：“今觀其序之荒謬，則有不可勝言者……此書之偽妄，灼然可觀矣。”此辨有見，朱熹早就指出“《龍圖》是偽書”。張理《易象圖說》不辨《易龍圖序》之偽，據之推出十數“河圖”與九數“洛書”。依雷思齊《易圖通變》有幸得見《龍圖》一書之說，“於本圖之外，就以五十有五之數別出一圖，自標之以為形洛書者”，則知《龍圖》一書並不以十數為“河圖”，而張理所推亦不是所謂“希夷之本圖”。(鄭樵《通志》列《龍圖》一卷，但不屬作者。)
胡氏辨“易數鉤隱圖”，曰：“三百年來，學者唯知《本義》卷首所列之圖書，而不復問其原委。故余詳考《龍圖》及《鉤隱》，以著謬種所自出，使學者觀而猛醒焉。”又曰：“牧之《易》，進不可窮理以盡性，退不可養生以盡年，徒為稂莠而己矣。”劉牧主“象由數設”，而以數推“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與周敦頤《太極圖》有異曲同功之妙，皆《易》道之一端。胡氏只是一味強調義理，故有此過激之言。又其謂“蓋其時《洞極經》出，十圖九書早已萌芽，故劉牧之徒偽造《乾鑿度》二卷”，此說亦待商量。
胡氏辨“啟蒙圖書”，一一考辨朱熹、蔡元定以十數為“河圖”、九數為“洛書”之根據。曰“今按關子明系偽書，不可以為據，而邵子圓星方士之論，其意別有所在，未嘗以五十五為河圖也”、“《周書·盧辯傳》雲，辯字景宣，以《大戴禮》未有訓詁，乃注之……則九室法龜文，乃景宣語，非康成語也”、“《本義》之圖書盛行，學者捲舌而不敢議”、“河圖洛書自秦漢以來，未有能言其狀者。自五季乃始出，何可遽信”，此皆辨析透徹，足破《易學啟蒙》言河洛象數之非。
胡氏辨“先天古易”，有“論邵子伏羲八卦次序”、“論邵子伏羲八卦方位”、“論邵子伏羲六十四卦次序”、“邵子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四論。此四論是即《周易本義》卷首黑白之位大下次序橫圖與大小方位圓圖而發。其辨引黃宗羲《易學象數論》、毛奇齡《仲氏易》之說，謂邵雍有以《乾》、《坤》、《坎》、《離》為四正卦之“先天卦氣圖”，“先天之圖其誤有八”，又直謂“康節變為橫圖，則兩儀、四象、八卦皆子在母外”、“邵子小橫圖用加一倍法”、“康節先天之學，其病根全在小橫圖”、“而邵子又推之於六十四卦，為大橫圖以定其次序”、“康節橫圖以白代一，以黑代--，實本希夷天地自然之圖”、“康節既獨出臆見，於一奇一偶之上各加一奇一偶，之三畫而為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又欲附會於希夷，乃以天地定位一章當希夷八卦方位，就中推出次序。其左半乾兌離震適附橫圖一二三四，遂以為數往者順，至右半坤艮坎巽，則與橫圖正相反，乃從中拗轉為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以為知來者逆……而橫圖則無謂甚矣，乃復引而伸之為六十四卦次序，遂至四畫卦、五畫卦”等說，皆為朱冠邵戴之辨。皆誤將朱熹發展演變之“先天學”，作邵雍原本先天學而辨之。邵雍本以三畫八卦為“四象”(分天之四象與地之四象)，其先天學模式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有“老子，知《易》之體者也”之說。是朱熹以二畫組合為四象，並以黑白之位作大小二橫圖(見《文公易說·答袁樞》)，且以橫圖中分拗轉而成圓圖。邵雍止有《先天圖》一“圖(見邵伯溫《易學辨惑》)，其圖寓陰陽消長之數與卦之生變。是圖以《乾》卦為祖卦變得來，其陰陽消長之數為“逆數之，震一，離兌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邵雍說《易》逆數乃為一○型模式，故有“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之說。而半順半逆之說是朱熹囿於大圓圖由大橫圖中分拗轉而來，故有“圓圖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的疑惑。凡此數端，只要細細研讀《觀物外篇》即可明了。惜胡氏不區分各是各底先天之學，步毛奇齡等人之後塵，誤將朱熹發展演變了的先天之學當作邵雍原本學問而批駁之。胡氏對《周易本義》伏羲四圖之辨，可謂非“明辮”，大有深入研究的餘地。
胡氏辨“後天之學”，乃取《周易本義》卷首《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二圖而辨之。引黃宗羲《易學象數論》曰：“朱子求其所以改之之故而不可得，遂至不信經文，吁可怪也。”至謂“以上二圖非古所傳，亦邵子作也”，此則又是朱冠邵戴之誤。邵雍但曰“起震終艮一節，明文王八卦也”，並無有圖，而所謂“文王八卦次序”之圖，乃朱熹本《說卦》乾坤三索之義而作。此辨亦有所未明。
胡氏辨“卦變”，取《易學象數論》諸卦變圖，將黃宗羲所謂之“古卦變圖”稱之為“虞仲翔卦變圖”。謂“朱子欲以卦變附先天之後，當仍用李氏反對圖”、“今乃據相生圖以更定其法，繁瑣勝李氏，而其釋經也，則又舍反對之卦，而泛泛焉以兩爻相比者互換為變。往來上下，訖無定法，亦安用此圖為也”，此辨可謂有見。然其曰“經於六十四卦之首，各列二體六畫，即卦變圖也”，此則較黃宗羲以反對為卦變，更為保守。“《彖傳》或以卦變為說”，卦變之說與卦變之圖，乃《易》道之一端，一概摒棄之，似乎不妥。
“象數流弊”卷有“論四聖之易”、“論陳希夷”、“論邵康節”、“論蜀隱者”、“論麻衣道者”、“論溟涬生”、“論學易正宗”七論。曰：“經文粲然，不待圖而明。若朱子所列九圖，乃希夷、康節、劉牧之象數，非《易》所謂之象數也”、“縱令深玩圖畫而得其精微，亦不外乎文王、周公、孔子所言之理。豈百家眾技串入其中哉!九圖雖妙，聽其為《易》外別傳，勿以冠經首可也”。此則明顯表現出胡氏辨《周易本義》卷首九圖之非，是其著《易圖明辨》之本意。《易》本因圖象而作，先有圖而後有辭，象數乃《易》之根本，發而為義理。依《說卦》“帝出乎震”一章所言八卦方位，即可作圖。胡氏亦言“古者有書必有圖，圖以佐書之所不能盡”，將乾坤三索而生六子之義，以圖示之，會有助於理解文字之含義。如謂《周易本》卷首九皆為宋人之《易》，則未免辨之有過。一般皆謂王弼注《易》雜以老莊，而胡氏則因程頤教人看王輔嗣《易》，而曰“以其所主義理，不為百家眾技所惑也。宋人奉陳邵為伏羲，而故斥輔嗣為莊老，吾不知其為何說矣”、“今觀弼所注《易》，各依彖爻以立解，間有涉於老莊者，亦千百之一二，未嘗以文王、周公、孔子之辭為不足貴，而糟粕視之也。獨為先天學者，欲盡廢周、孔之言，而專從羲皇心上尋求，是其罪更浮於王、何矣”。以此則見胡氏所謂“學易正宗”之所指。
自宋末以迄明末，朱熹所談象數及易圖之書風行神州，因其立於學言之地位，雖學者有知其非者，然多是捲舌不敢議。胡渭繼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毛奇齡之後，著《易圖明辨》，可謂是對宋代以來象數易學的一次總清算。胡氏清算的主要對象是《周易本義》卷首九圖，其辨“河圖”、“洛書”，較《易學象數論》、《河洛原舛編》有所深入，可謂“明辨”。其辨伏羲方圓四圖，則因為對邵雍《皇極經世》一書缺乏系統研究，仍將朱熹“先天之學”與邵雍“先天之學”混為一談，並沒有辨明二者之間的區別。辨所謂“文王”二圖，不當謂“本出邵子”。辨《朱子卦變圖》，謂“朱子欲以卦變附先天之後”，卻不知朱子本以此圖推“先天卦變”，其謂俞琰《易外別傳》之《先天六十四卦直圖》“上《乾》下《坤》，而《坎》、《離》居中，正得乾坤為鼎器、坎離為藥物之意”，實不知此圖即朱熹《卦變圖》之衍圖。所以，九圖之“明辨”，唯“河圖”與“洛書”辨之明確，而其他七圖或多或少皆辨之有所未明。
從立論辨朱熹之圖的舉動及當時形勢來看，胡渭的《易圖明辨》，可謂“有功於經學”(《四庫全書總目》語)，然而從易圖學角度看，其辨有所偏激且不明，亦是事實。
胡氏於書中一再強調《易學啟蒙》為蔡元定起稿，並認為朱熹“方以為老友，不在弟子列，往往曲從其言”，此亦不是事實。讀《朱子語類》可知，其答友人信中皆將是書作自己著作對待。“《啟蒙》初間只因看歐陽公集內或問易大衍，遂將來考算得出”、“某之《啟蒙》自說得分曉”、“近又嘗編一小書，略論象數梗概，並以為獻。妄竊自謂學易而有意於象數之說者，於此不可不知，此外則不必知也”、“作《啟蒙》，正為見人說得支離，因竊以易中所說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今學易者但曉得此數條，則《易》略通大體，而象數亦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聞已見之，嘗試推考，自當見得。其第二論太極、兩儀、四象之屬尤精，誠得其說”云云，其得意之情溢於言表。胡氏此說或故為姿態，以卻正面攻擊朱子之嫌。
四庫館臣謂《易圖明辨》能“窮溯本末.一一抉所自來”，然而實事求是地講，黃宗羲的《易學象數論》要勝過胡氏此書。批駁象數者，一定要入於象數而又能出於象數。不對象數進行深入細細緻的研究，偶得一端即率而操觚，並不能一一抉其所自來。如謂《易圖明辨》一書為“易學精華”，甚至謂張惠言《易圖條辨》“無逾於此書”，則未免是溢美之辭。
《周易》圖書學大致分為“三大易圖”系列：河洛、先天和太極。胡渭的《易圖明辨》只是對“河洛”辨之明了。近年來，李申先生作《話說太極圖——<易圖明辨>補》，就是看到了《易圖明辨》沒有“明辨”之處，而對“太極”、“先天”進一步辨明之。